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金融强国”，同时提出做好包括数字金融在内的五篇大文章。我国数字金融行业起步早、规模大，未来如何充分发挥既有优势加快数字金融强国建设？如何进一步鼓励、支持国内数字金融“走出去”，增强中国在全球数字金融发展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1月12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办，新金融联盟联合主办的CF40南沙金融沙龙第11期——《建设数字金融强国》课题报告发布会在广州南沙举行。在主题交流环节，汇付天下总裁周晔，阿里云智能集团副总裁、新金融行业总经理张翅，蚂蚁集团国际事业群中国跨境业务管理部总经理王佐罡，腾讯金融云副总裁王丰辉先后发言，围绕上述话题分享观点。

将数字金融嵌入产业流程

进一步优化基础设施与制度环境

“现在到了让中国数字金融继续保持国际领先优势的关键时刻。”周晔表示，当前数字金融国际发展突飞猛进，例如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充分利用中国数字金融出海，发展建设国际金融科技中心；美国数字金融的深度和广度也已在过去三年发生根本性变化，与2019年之前的形势大不相同。

对此，周晔提出两方面发展建议。第一，我国应增强数字金融深度和厚度，将数字金融嵌入产业流程。

我国现有优势在于to C，例如大平台、支付结算、小额贷款等，但在数字化、全球化、智能化浪潮的冲击下，金融科技还需进一步为产业服务。随着各行各业的产业发展，金融需要嵌入所有流程，实现“嵌入式金融”。

周晔表示，以技术的眼光来看，无论是支付、贷款还是保险，金融归根结底就是两件事，一个是服务，一个是数据：一方面，所有金融功能的本质都是服务调用；另一方面，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其关于金融所有的状态以及历史情况都集合在账户里。由此，金融机构，无论是银行、保险、证券还是支付宝、微信，都应围绕服务和数据大力发展嵌入式金融。

周晔提出，全球化对我国数字金融发展构成冲击，当前我国数字金融机构在为跨境企业、跨境电商提供全球服务方面尚显无力，完整服务基本还被境外企业掌握。由此来看，尤其需要重视嵌入式金融在服务跨境企业方面的应用。

第二，为数字金融的创新和发展进一步优化基础设施与制度设计。“如果在一个嵌入式金融里，未来服务形式都是API调用，那么API调用规则和数据规则是什么？如果说银行以及钱包里的数据都需要向各个场景、各个行业开放，那么开放规则是什么？在支付行业，钱包收单转接各方的规则是什么？如何实现互联互通？”周晔认为，对于这些市场规则和制度的搭建与完善需要做出更大努力。

中国金融云出海市场潜力巨大

AI将是金融创新核心驱动力

张翅结合业务经历表示，东南亚是中国金融出海最主要的市场之一，其在经历了早期的无序竞争、监管出清后，目前已经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相关数据显示，东南亚的互联网经济仍在快速增长，与此同时，还有超过75%的消费者缺乏充分的金融服务。

张翅表示，中国金融云厂商和服务商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注重在东南亚、欧洲、中东等热点区域进行金融公共云布局，以IaaS和PaaS资源为依托进行业务拓展；ISV金融云服务商发挥自身SaaS层金融优势，尝试在软件开发、协助上云等领域进行海外突破。

整体而言，“中国金融云出海市场潜力巨大，坚持技术创新，是国内数字金融‘走出去’、增强中国在全球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力的重要依靠。”

他认为，做好数字金融这篇大文章，除了充分发挥既有优势，还要抓住AI和云计算的技术趋势，加快业务创新。“大模型时代已经开启，AI将是金融行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

与此同时，要紧紧围绕提质增效和防控风险的目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例如，构建安全、合规、统一的数据要素平台；借助云计算平台，完善大数据传输通道，增进服务的普惠性。注重提升数字化监管能力，强化系统性风险监测，建立健全数字金融风险监测与评估机制，实现风险早发现、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

此外，要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规则制定，就人工智能发展原则、数字伦理、数字贸易与数字关税规则等问题与世界各国开展深度合作，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开放思想、积极实践

进一步推动金融行业双向开放

聚焦如何推动金融行业双向开放，王佐罡提出三方面思考。

一是开放的思想可以在实践中转化为更多的价值。

例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扩大双向开放，其中负面清单的工作思路非常关键。同时期推行的行政审批改革，将需要政府批准的事项清晰列出，并按照《行政许可法》规定的程序办事。与此同时，国家建立了部门规章立法审查机制，以保障部门规章立法可以发挥出预想效果。

这些开放思想指导下的机制体制方面的重要举措，大幅提升了国内外对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信心，产生了极其深远的积极影响。在近期，同样有很多案例很好地诠释了开放思想的积极作用。

二是高质量的双向开放需要我国以更加开放的思想参与国际治理。

数字技术让跨国经济交流活动更加顺畅，信息传递和价值转移更加高效，相应的国际治理规则也在持续更新之中，例如在跨境电商、数据流动、信息获得等方面。对此，我国需要及时做出反应，调适自身行动，给予积极反馈，以保持我们在数字经济环境中的竞争力。

三是对于实现高质量双向开放，信任非常宝贵。一方面，我国机构走出去，要践行ESG理念实行良好的公司治理，坚持商业原则和诚实信用，才能获得当地市场的信任；另一方面，境外机构走进来，也要对我国市场环境和治理有基本的信任，才可能坚持长期主义。

讲好数字金融中国故事

构建多元化跨境服务生态

王丰辉认为，数字金融是金融、产业、技术、监管、政策的综合体，数字金融出海的复杂度可能超出想象。出海需要与其它国家的互认、互通、互信，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也紧密相关。

在他看来，对数字金融出海首先需要有正确认识。

一方面，数字金融“走出去”，需要区分目标和结果。我国数字金融出海的目标是希望为海外企业创造价值，帮助其降本增效以及在效率和风险之间找到平衡，影响力的提升应该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另一方面，正如金融不是独立存在的，数字金融“走出去”也无法单独存在，而是与实体经济中的跨境电商、跨境产业链、跨境供应链等联系在一起的，企业在前、金融在后，金融应该融入和支持企业。

对于金融科技企业的“走出去”，王丰辉建议，第一，要正确理解我国的数字金融优势。我国的优势不是技术的优势，也不是金融的优势，而是综合的优势，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这不是单个金融科技企业在出海过程中能简单复制的，对于企业自身出海而言，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挑战。

第二，解决企业出海后的水土不服问题。我国加入WTO后，外资银行大举进驻，经过20年发展，国内机构没有感觉到所谓的“狼来了”。对于我国数字金融企业出海，外资银行的这一案例是非常好的教材，其发展经历都可以成为经验或教训。

本地化是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不仅涉及高层、中层团队的本地化，还包括对本地化的风险认知。例如，许多金融产品都是由总行进行设计，但到了分行尤其是跨境分行则难以落地，原因在于外资银行对于国内资产的风险认知往往与本土银行不同，这涉及本地化经营的深入变革。

第三，数字金融出海还需多元化的跨境服务生态。目前对于金融出海的诉求多是跨境支付，但出海电商需要更完善的跨境生态，要帮助它们连接各类跨境伙伴，涵盖培训、财税、广告、选品、金融、ERP、物流、海外仓等各项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