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日报网

导读：为维持科技霸权，美国政府正运用国家力量“校正”市场逻辑，制定一项目标宏大且内容丰富的科技创新议程，让自己跑得更快的同时，拖慢竞争对手的技术进步步伐。这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和技术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但能否成功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过度关注“安全”将令美国企业遭受巨大损失，拖累美国自身创新体系的发展；另一方面，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可能损害自身形象，激化其与盟友之间、盟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矛盾。

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及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拜登政府重新评估了美国创新与产业战略的局限性，正在制定一项全面的科技创新议程。这一战略举措旨在通过重新调整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重塑美国国内科技创新环境和全球技术竞争格局，巩固并维持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

拜登政府科技创新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是追求经济收益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然而，目前来看，安全方面的进展似乎比经济方面的进展更快。迄今为止，这一策略已“初见成效”。例如，吸引先进芯片制造商迁往美国，以及阻止中国获得先进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等。但是，这种做法仍然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

在全球化快速发展时代，政治化和安全化的政策正在破坏通过自由市场竞争建立起来的国际劳动分工。从冷战结束到2008年金融危机，多数美国企业的全球投资和采购战略主要受经济逻辑驱动，注重成本效益，进而促进了更便宜和更高效的全球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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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受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和新冠疫情影响，安全因素在美国大战略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动用国家力量“校正”市场逻辑，提出从高效供应链转向更具韧性的供应链，大有将国家安全置于市场效率之上的趋势。这种战略转变大大提高了美国企业的经济成本。美国能否通过“痛苦”的调整，在安全与效率之间取得动态的平衡，并在未来成功建立起有韧性的供应链网络，受到多重已知和未知因素的影响。换言之，影响这一目标的因素众多，且并非完全受美国政府控制。

出台基于安全考量的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措施，也许会使一些美国政策制定者感到些许“宽慰”，因为至少从短期来看这些措施将有助于阻止关键和新兴技术流入中国。然而，对安全因素的过度关注也会在无意中扼杀美国创新体系中积极的力量。短期来看，一些成熟的高新技术企业将不可避免地遭受直接的经济损失；长远来看，这些美国企业可能永远失去庞大的中国高技术产品销售市场，承担不可估量的损失，进而导致其削减在美国国内的研发投资和其他开支，最终导致美国技术创新的衰退。

作为经济和技术领域的治国手段，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如果被滥用，可能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创新体系。包括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英伟达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科莱特·克雷斯在内的许多机构和个人，都对此明确表达了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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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所谓的“民主科技联盟”内部存在着固有矛盾，其中既包括不同国家政府之间的矛盾，也包括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矛盾。拜登政府的“购买美国货”和补贴美国企业等政策，大大加剧了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争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也引发了盟国企业和协会的不满和抗议。

“去风险”政策的困境在于，西方企业并非一味听从政客们的花言巧语，而是正在采取代价昂贵的措施来重新调整与中国的关系。如果美国政府长期坚持此类做法，挑战和风险将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加大。这些风险包括美国国内的政治和商业团体及盟国的企业和利益集团对技术制裁和管控的有效性提出质疑，以及对扩大对华技术贸易提出日益强烈的要求。国家间关系、政企间关系等大量协调工作考验拜登政府的科技创新与产业战略布局。

在美国本土提倡“良性”竞争，在国际舞台上却进行“恶性”竞争，给人带来一种拜登政府实行“双重标准”的印象，使包括西方和全球南方在内的许多国家对拜登政府的科技创新叙事产生质疑。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莱尔·布雷纳德宣称“良性竞争是经济理论的核心原则……竞争是美国的一项重要价值观，是资本主义跳动的心脏。”然而，当前拜登政府似乎主要在本土市场积极推动公开和公平竞争，以打击科技巨头的垄断行为。在国际市场上，拜登政府的竞争理念则凸显出了“恶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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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创新生态的角度来看，美国正在通过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武器化等不公平对外竞争政策，来“拖慢”竞争对手。这种做法正在损害美国在全球科技舞台上的声誉，可能导致全球科技标准的分裂，延缓乃至阻碍全人类科技进步的步伐。

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政党如何更迭，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将安全政策纳入科技创新战略的做法。美国科技创新战略的转变，给中国发展前沿技术、维护技术安全带来了复杂严峻的挑战。

随着中国不断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美国可能继续利用非对称网络结构，将其技术优势武器化，与中国进行长期竞争。为此，中国应将政府、私营部门和全球伙伴关系的力量结合起来，提升创新的整体效能，打造一个更加开放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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